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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与盗窃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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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广洲律师  来源:深圳刑事辩护律师  阅读:

刑法对诈骗罪的罪状规定得比较简单。如果对分则条文进行体系解释,就不难发现,诈骗罪(既遂)在客观上必须表现为一个特定的行为发展过程: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获得或者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取得财产的犯罪分为:违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财产的犯罪与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财产的犯罪。盗窃罪属于前者;诈骗罪属于后者。由于诈骗罪与盗窃罪属于两种不同的犯罪类型,所以需要严格区别。 

  首先,并非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进而取得了财产就成立诈骗罪,因为盗窃犯也可能实施欺骗行为。例如,A打电话欺骗在家休息的老人B:“您的女儿在前面马路上出车祸了,您赶快去。”B连门也没有锁便急忙赶到马路边,A趁机取走了B的财物(以下简称电话案)。虽然A实施了欺骗行为,但B没有因为受骗而产生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更没有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只是由于外出导致对财物占有的弛缓;A取走该财产的行为,只能成立盗窃罪。 

  其次,并非只要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导致对方将财产“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人,就成立诈骗罪。因为盗窃罪也有间接正犯,盗窃犯完全可能使用欺骗手段利用不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人取得财产。例如,洗衣店经理A发现B家的走廊上晒着西服,便欺骗本店临时工C说:“B要洗西服,但没有时间送来;你到B家去将走廊上晒的西服取来。”C信以为真,取来西服交给A,A将西服据为己有(以下简称西服案)。C显然受骗了,但他只是A盗窃的工具而已,并不具有将B的西服处分给A占有的权限或地位。因此,A成立盗窃罪(间接正犯)。不难看出,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区别在于:受**是否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交付)财产。受**虽然产生了认识错误,但并未因此而处分财产的,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如电话案);受**虽然产生了认识错误,但倘若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时,其帮助转移财产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也不成立诈骗罪(如西服案)。所以,处分行为的有无,划定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被害人处分财物时是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被害人没有处分财物时,即行为人夺取财物时是盗窃罪。诈骗罪与盗窃罪处于这样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不存在同一行为同时成立诈骗罪与盗窃罪,二者处于观念竞合关系的情况。 

  因此,正确理解和认定“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 

  首先,诈骗罪的受**的处分行为,必须是基于认识错误,而认识错误的产生或维持是由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处分行为意味着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即由行为人或第三者事实上支配财产。至于受**是否已经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判断,即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的一般观念是否认为受**已经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进行事实上的支配或控制;另一方面,受**是否具有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支配或控制的意思。例如,A假装在商品购买西服,售货员B让其试穿西服,A穿上西服后声称去照镜子,待B接待其他顾客时,A趁机溜走。A显然不成立诈骗罪,只成立盗窃罪。因为尽管B受骗了,但他并没有因为受骗而将西服转移给A占有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思。倘若A装上西服后,向B说:“我买西服需征得妻子的同意,我将身份证押在这里,如妻子同意,我明天来交钱;如妻子不同意,我明天还回西服。”B同意A将西服穿回家,但A使用的是假身份证,次日根本没有送钱或西服给B。那么,A的行为则构成诈骗罪。因为B允许A将西服穿回家,实际上已将西服转移给A支配与控制,这种处分行为又是因为受骗所致,所以,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基于同样的理由,现在常见的以借打手机为名的案件,实际上也应认定为盗窃而不是诈骗。例如,甲与乙通过网上聊天后,约在某咖啡厅见面。见面聊了几句后,甲的BP机响了,同时声称忘了带手机,于是借乙的手机打电话。甲接过手机后(有时被害人的手机可能就放在桌上)装着打电话的模样,接着声称信号不好而走出门外,趁机逃走。这种行为也不能认定为诈骗,只能认定为盗窃罪。因为乙虽然受骗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将手机转移给甲支配与控制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思。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乙将手机递给甲,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乙仍然支配和控制着手机,即甲没有占有手机。甲取得手机的支配与控制完全是后来的盗窃行为所致。如果说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则意味着甲接到手机时便成立诈骗既遂;即使甲打完电话后将手机还给乙,还属于诈骗既遂后的返还行为。这恐怕难以被人接受。 

  其次,处分行为并不要求受**将财物的所有权处分给行为人,所以不要求受**具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例如,甲没有返还的意图,却隐瞒真相向乙借用轿车,乙将轿车交付给甲后,甲开车潜逃。乙只有转移占有的意思,但甲的行为依然成立诈骗罪。在财产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财产的单纯占有者乃至占有辅助者,都可能处分(交付)财产。例如,丙将自己的财物委托给乙保管,其间,丙给乙打电话,声称第二天派丁取回自己的财产。偷听了电话的甲第二天前往乙处,声称自己是丙派去的丁,乙将自己占有而归丙所有的财物交付给甲。处分财产的乙并不享有所有权,只是事实上占有了财产,但这并不影响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所以,即使不是财产的所有人,也完全可能因为认识错误等原因而处分财产。 再次,在受**与被害人为同一人的情况下,受**只能处分自己占有的财产,而不可能处分自己没有占有的财产。至于受**是否对该财产享有所有权,则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例如,B进入地铁车厢后,发现自己的座位边上有一个钱包,于是问身边的A:“这是您的钱包吗?”尽管不是A的钱包,但A却说:“是的,谢谢!”于是B将钱包递给A。由于B并没有占有钱包的行为与意思,所以他不可能处分该钱包,故A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能视钱包的性质认定为侵占罪或盗窃罪。  

  最后,在受**与被害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只要受**事实上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对方的行为也成立诈骗罪。一方面,如果受**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就不能认定其转移财产的行为属于诈骗罪的处分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受**没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行为人的行为便完全符合盗窃罪间接正犯的特征。例如,丙是乙的家庭保姆。乙不在家时,行为人甲前往乙家欺骗丙说:“乙让我来把他的西服拿到我们公司干洗,我是来取西服的。”丙信以为真,甲从丙手中得到西服后逃走。在这种情况下,对甲的行为也应认定为诈骗罪。因为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如果排除被骗的因素,保姆丙可以或者应当将衣服交付给来人。所以,保姆处于可以将被害人财产交付给他人的地位。再如,10余人参加小型会议。散会前,被害人B去洗手间时,将提包放在自己的座位上。散会时B仍在卫生间,清洁工C立即进入会场打扫卫生。此时,A发现B的提包还在会场,便站在会场门外对C说:“那是我的提包,麻烦你递给我一下。”C信以为真,将提包递给A,A迅即逃离现场。在本案中,清洁工C没有占有B的提包,他也不具有处分该提包的权限或地位。换言之,C是A盗窃提包的工具,而不是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人。因此,A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能成立盗窃罪。显然,受**是否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成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一个关键。至于受**事实上是否具有这种权限或地位,应通过考察受**是否被害人财物的辅助占有者,受**转移财物的行为(排除被骗的因素)是否得到社会一般观念的认可,受**是否经常为被害人转移财产等因素作出判断。 

案例一

    案情回放

    2013年9月23日下午,许某在虞城县城关镇义和路步行街“新大洲本田摩托车”专卖店,以购买摩托车试骑为由,将一辆黑色新大洲本田摩托

    车骑走。专卖店店主吕某报案后,许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被虞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经物价部门评估鉴定该摩托车价值8000元。

    争议焦点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许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却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不构成盗窃罪。

    法院认为,被告人辩解构成诈骗罪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被告人要求试骑摩托车,致被害人吕某信以为真,让其试骑,但吕某并没有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也没有主动将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被告人的主观意愿,许某此时并没有取得摩托车的所有权。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判决结果

    虞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虞城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遂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许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宣判后,许某提起上诉。

    近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二

    案情回放

    袁某拥有一辆长安悦翔轿车,朋友张某常常借用。2014年5月的一天,张某又将袁某的轿车借走,后来以办理摩托车驾驶证为由,借走了袁某的一代身份证复印件。当袁某想找张某要回轿车时,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了。直到有一天,袁某在县城郊区的一家门前发现了自己的车。感觉不对头的袁某立马报了警。经过警方调查,袁某才知道自己的车已经被张某卖给了别人。

    原来,张某因欠下债务着急用钱,便生出歹念,骗来袁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又将其随车放置的行车证作为卖车证件,将车以2.3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没有相关营业手续的二手车经营者李某,李某又以3.5万元的价格转手卖给了他人。

    判决结果

    近日,桐柏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因张某取得被害人袁某的谅解,可酌定从轻处罚,遂以诈骗罪判决张某有期徒刑一年,罚金5000元,并责令返还袁某轿车。

    ●以上两个案例中,行为人都是通过运用“非常”手段,把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据为己有或者以其牟利,但最后的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一个构成盗窃罪,一个构成诈骗罪。那么,盗窃罪和诈骗罪是怎样认定的呢?虞城县人民法院法官许全海对此作出了解读。

    综合分析

    区分点之一:是否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取、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行为人以不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使被害人随之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自愿转移了财产的占有,使行为人取得了财产,这就是诈骗罪。如果没有这个错误认识的因果关系发生链条,则就构成盗窃罪。盗窃罪与诈骗罪在主观上都有将他人财产据为己有的目的。两者最关键的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如果不存在被害人处分财产的事实,则不可能成立诈骗罪。一般情况下,盗窃罪是行为人单独完成的犯罪,被害人往往没有明显过错;在诈骗罪中,被害人会因为受到行为人的欺骗主动奉上财物,被害人往往具有一定的过错,要么出于贪婪,要么过于轻信对方。

    这种错误认识常表现为:被害人认为自己应当将其占有的财物转移给他人;或者自己占有的财物本身就是属于他人所有,应当归还;或者自己将财物转移给他人之后会获得更大的回报;或者将自己的财物转移给他人后,他人会按承诺时间返还。这种处分也是一种终局性的转移行为。至于被害人是否已经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判断,即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的一般观念是否认为被害人已经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进行事实上的支配或控制;另一方面,被害人是否具有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支配或控制的意思。

    在案例一中,被害人吕某认为被告人许某是买摩托车的。作为店主,为了销售摩托车而让许某试骑,这种想法本身没有明显过错。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吕某只是让被告人暂时试用摩托车,是附条件的:即只能在吕某可控的范围内使用。也就是说,被害人没有持续较长时间,并从空间上割裂自己对摩托车占有的处分行为。因此,被告人的欺骗行为使被害人产生了被告人要试骑的认识,但并没有使吕某产生处分摩托车的错误认识,被害人没有基于错误认识处分摩托车的行为。被告人的欺诈行为只是骗取了暂时的试骑机会,其在试骑时逃跑,属于以秘密窃取的手段取得摩托车。所以,被告人构成盗窃罪。

    而在案例二中,张某在借到袁某的轿车后,又虚构事实,以办理摩托车驾驶证为由,借走了袁某的一代身份证复印件。袁某基于错误认识,将自己的轿车和身份证复印件借给张某,在空间上割裂了自己对摩托车和身份证复印件的占有处分行为。在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上和被害人的认识上,案例一与案例二都有区别。所以,最终的定罪也不同。

    区分点之二:骗取还是窃取财物

    诈骗罪的行为人客观上使用欺诈方法获取财物,诈骗行为是在被害人明知自己将丧失对财产占有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财产作出了处分行为,行为人最开始取得财产并不违背被害人的意志。而盗窃犯罪的行为人在客观方面是通过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取得财物,窃取行为在一开始就违背被害人意志。骗取或窃取是区别诈骗罪与盗窃罪的最本质的法律标准。

    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在取得财产时,既实施了窃取手段,又实施了欺骗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管理人是否有处分财产的意思和行为。是否作出了处分财产的行为,且该处分行为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处分行为是取得财产的关键性行为,就意味着行为人在欺骗受害人之后,无需采取其他违法行为,受害人就会自愿将财产交付给行为人。

    在案例二中,张某在欺骗袁某要办理摩托车驾驶证之后,没有再采取其他违法行为,袁某就把身份证复印件自愿交给了张某,最终使得张某利用袁某的轿车和证件牟利,被认定为诈骗罪。而案例一中,被告人许某将摩托车骑至脱离吕某的视线范围,使摩托车脱离了吕某的控制范围,许某获得摩托车的行为并不是被吕某所允许的,而是以自认为不被被害人发觉的方式取走了摩托车,属于秘密窃取。虽然许某的犯罪手段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他取得财产的方式仍为秘密窃取,其犯罪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为什么刑事案件要请律师?答:第一、公安、检察院都是公职部门,他们的思维和任务是打击犯罪。第二、公安、检察院、法院都作为公权力部门,每天都要面对一堆案件,他们往往只是看表面是否构成犯罪,没有时间去更深层次去把握案件本身。第三、律师代表嫌疑人一方他有职责理清整个案件去告诉公职部门这案件的事实或对所代理的当事人有利部分。

2、为什么要请专业刑事辩护律师?答:法律博大精深,没有哪个律师有精力样样精通,很多律师至所以什么类型案件都做,苦于没有某一领域专业的稳定案源,为了生活只好有什么案件都接。深圳律师2016年已突破1万人,当事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离婚选离婚专业律师,民事选民事专业律师,刑事自然也选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从大的方面讲律师专业化是我国法治的需要,从小的方面说既有当事人也有利律师,律师专业化也大城市律师的生存法则。

3、选择国晖律师团队的理由?答:国晖刑事律师团队是由丁广洲律师牵头在本所近300位律师中选出的五位专业刑事律师共同组成,五位律师有四位有深圳本地公检法经历,团队合作、分工负责、资源整合。为最大化保障当事人利益提供了条件。团队统一电话丁广洲电话:13538290461. 地址:深圳福田公交大厦二三整层。

4、主要案例:团队主要案例:1、全国第一例p2p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东方创投)2、湖南城管秤砣“砸”死瓜农案(二审)3、全国最大骗取出口退税案(浙江达亨集团)4、深圳最大的涉黑案(深圳观澜)5、全国最大的非法经营案(长沙维财公司)6、几百公斤的毒品案(深圳中院)等,当然现实中更多是普通案件组成,基本囊括了各个罪名,团队每位律师都有相应案例的判决书,由相应某个罪名有一定研究和经验的律师对应委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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